丁海斌

档案形成之后，主要由当时当事的人们所使用，但档案往往还有着长久的使用价值。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古人和今人都尽力地保存好它们，使之流传久远，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

在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下，中国古代科技档案也以各种形式遗存流传下来，并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加强保护、研究与利用。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的遗存按照内容的原始性，可以分为两种基本形态：直接遗存和间接遗存。以下分述之：

一、中国古代科技档案的直接遗存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的直接遗存是指以原件形式遗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它包括两大类: 档案原件和档案汇编。

1．以档案原件形式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

以档案原件形式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包括通过档案部门保存下来的档案原件、考古出土的档案原件和地面遗存的档案原件。

档案部门保存下来的档案原件一般时间较晚，主要是明清档案；从载体形式上，以纸质形态为主，其他形态则数量较少。

考古出土的档案原件时间较早，且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朝代都有所分布。总体数量虽不多，但价值很大。最早的考古遗存可上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石刻、陶刻、玉刻等。

如：安徽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一处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原始墓葬中，出土了一个刻有图形的玉片（出土时置于死者胸部）。专家们认为它应是远古时代的的洛书和八卦。[①]（河图洛书被认为是古时的历法或天文图、地理图）

再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面有带芒的太阳、月牙和星星等。[②]其他遗址中也有此类发现,它们是早期天象记录的遗存。

说到档案原件的直接遗存，我们要提一提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四大发现：一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写经和古文书的发现；三是汉晋简牍文书的发现；四是北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前三项都与考古有关。这四大发现皆为都是学术价值极高的档案的直接遗存（其中皆包含有科技档案内容，请参考本书其他部分）。其中，前三者属于考古出土的直接档案遗存，后者属于通过档案部门保存下来的档案直接遗存。

地面遗存的科技档案原件以石刻、石碑等为主。如著名的西安碑林中的《华夷图》和《禹迹图》等。

2．以编研成果形式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

有一种不是档案原件，但可以与档案原件具有同等原始性意义的作品，这就是档案编研成果。所以，它们也可被列为直接遗存。

中国古代遗存下来的科技档案编研成果包括：数据汇编、图集、文件选编或汇编、案例汇集、科技手册、科技大事记等。前几类皆为汇编，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科技档案编研成果遗存的主要内容。

当各种科技档案的积累到达一定数量，规模和连续性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各种科技档案汇编（如各种观测记录汇编、图样汇编、标准汇集等）就应运而生了。它可以是独立成集，也常常作为其他作品的一部分。这些科技档案汇编有利于系统利用和留存与流传。我们的先人以汇编形式保存下来了大量古代科技档案，因为这些汇编是原件的直接汇集，虽然不是以单件形式出现的档案原件，但仍不失档案原件的原始性，所以，我们仍把它们作为直接的档案遗存。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汇编类遗存的数量是巨大的，主要有天文观测记录汇编、技术标准文件汇编、中医药档案汇编（药方集、医案集、本草集等）、地图档案汇编等。并且，中国古代的科技档案汇编在先秦时期就开始产生并遗存下来，如著名的《甘石星经》、《考工记》和《春秋》等。

《甘石星经》是观测记录汇编的典型。它是战国时期天文官甘德、石申夫将自己和前人的观测记录及根据记录绘制的星表汇总编纂而成，属于天文档案的汇编类。甘德，又称甘公，战国时期的齐国（一说是楚国或鲁国）人；石申夫（原误称石申），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他们都是当时的官方天文学家。他们各自依据亲身观测档案并结合前人原有观测记录，甘德编纂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夫汇编成《天文》八卷，后人把这两部档案汇编合为一部，称《甘石星经》。《甘石星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一部天文观测档案汇编，由于形成久远又历经辗转流传，可惜它在宋代以后以不可全见，幸好我们可以从唐代的大型天文档案汇编《开元占经》中见到它的一些原始篇章摘录。

《考工记》是官方文件汇编的典型。它是对当时齐国的官营手工业内部的细密分工、生产技术和考核标准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整理，相当详尽地记述了各种产品的制作规格及城市、宫舍的建筑布局和设计规范。其中，对生产方法和产品规格进行统一规定的标准文件较多，同时存有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冶金配方等。根据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该书应是春秋末年及战国时期以齐国官府手工业工艺技术规范文件为主的汇集，其中可能也有一些周代遗文。西汉刘歆在校理典籍时发现《周礼》中“冬官司空”篇已亡佚，便以《考工记》补足之，也因此它得以见载于儒家经典《周礼》并因此而广泛流传。

《春秋》是史家记事档案编研成果的典型。春秋时期，各国皆有记事之史（档案），多名为“春秋”。孔子以鲁国《春秋》为底本编纂成儒家六经之一的《春秋》。在《春秋》一书中，记述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1)计242年间的重要史实。孔子“述而不作”，对史家记事档案并未进行再创作。因此，我们可以把《春秋》看作当时的档案原本（有所删削）。《春秋》中的这些档案记录包含一些科技方面的内容，如天象记录。史家的天象记录与天文学家不同（尽管先秦时期二者常常是合一的），史家往往以当时人们的天象观测，记录异常天象，预测国家的吉凶。天文学家与史家出于不同角度的高度重视，使这些观测与记录成为一种传统，从而形成成了中国古代天文档案的一大特色。

其他著作中保存的科技档案汇集，主要是正史中的《天文志》和某些私家著述中往往保存重要的观测记录。如北宋杨惟德星表是景祐年间对全天星官位置进行测量成果的遗存，被录载于南宋李季编纂的《乾象通鉴》中。现存有341颗恒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值。

 二、中国古代科技档案的间接遗存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的间接遗存是指以非原件形式遗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内容，其主要形式是通过相关著作保存下来。

中国古代以实用科学为主，包括天文、地理、医药、手工业、农业、水利等。它们多依赖于观测、观察、记录、传承。因此，即使是著作类文献，也往往与档案记录有关，常常内含数量不等的档案遗存。这些档案遗存与其它内容（如作者的观点、议论等）混杂在一起，经过了作者的加工、使用，原始记录与作者的创作融为一体，所以我们称之为间接遗存。这种间接遗存以官方史志和私人科技著述为主。

第一类：官修史志中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的间接遗存。

中国古代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而编史修志又有以档案为依据的优良传统，所以，官修史志往往被认为是档案材料的间接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官修史志中，多数包含天文志（如《史记·天官书》、）、地理志（如《汉书·地理志》）、水利志（如《史记·河渠书》）、手工业志（如《隋书·食货志》）、气象志（如《新唐书·五行志》）等。

我们以著名的“天学三志”为例：

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中，有三种志书与天文学有关，且常居于诸志之首，学界人士称之为“天学三志”[③]。三志的内容如下：

《天文志》：专载恒星观测资料、天象记录、“史传事验”、天文仪器、宇宙理论、重要天学活动等内容，直接转录天文档案内容最多。《律历志》：“历”的部分专记历法沿革、重要历法的术文、围绕历法所出现的争论、机构的沿革等等。“律”的部分记述音律的理论和数据，实际上与天学没有直接关系。《五行志》：专记各种“祥瑞”和“灾异”——即不常见的自然现象，其内容也大多出自档案记录。

历代官史共二十五种，其中十八史有志，今将此十八史中天文、律历（如律与历分为二志，则只列历志）、五行三志的情况一览如下（其中有十史的五行志与天文学无关[④]）。

《史记》：　　天官书　历书　

《汉书》：　　天文志　律历志　五行志

《后汉书》：　天文志　律历志　五行志

《晋书》：　　天文志　律历志　五行志

《宋书》：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符瑞志

《南齐书》：　天文志　　　　　五行志　祥瑞志

《魏书》：　　天象志　律历志　　　　　灵征志

《隋书》：　　天文志　律历志　五行志

《旧唐书》：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新唐书》：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旧五代史》：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新五代史》：司天考

《宋史》：　　天文志　律历志　五行志

《辽史》：　　　　　　历象志

《金史》：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元史》：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明史》：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清史稿》：　天文志　时宪志　灾异志

由上表可以看出，除少数三史增设了专讲符瑞之志外，“天学三志”虽然在各史中的名称有异有同，但其大致模式相同，并在时间上连续始终，成为一种官修史书的著述传统，它们大量地保存了当时天文气象等方面的档案记录，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主要资料来源。

除国家编修的正史外，官修的地方志、专志等，也保存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的间接遗存。如：清《湖广通志》、隋《诸州郡图经》等等。

方志是将一特定地区地理和历史等情况包罗于一书中，卷帙浩瀚，内容包罗万象，地理、天文、气象、食货（农业、手工业）等科技内容亦在其中。编修方志也是以档案为基本依据，所以，它保存了大量的包括科技档案在内的古代档案遗存。古代编史修志之风极盛，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传世方志达8264种。我们以情代为例：清朝廷编修《一统志》，并因此广泛搜求历代旧志，同时多次诏编新志。雍正年间规定州县志书每六十年一修。各省府大都设立志局或志馆，由省府长官领衔主修，聘当地学士名流主纂。由于各级官府的督促要求，各省府州县志书的编纂持续不断，极其繁盛。据统计，传于今世的清代各类方志约6000种。

还有一些专业性质的官修志书、著述，如《元和郡县图志》、《浙江通志·水利志》等。《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的一部地理总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的地理总志。由李吉甫（字弘宪，唐宪宗时宰相）撰。该书以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为准，依次记述了当时全国10道及道属各府、县户数、沿革、道里、山川、古迹，贡献、物产等内容，保存了后世研究唐时疆域、水利、经济、人口等方面大量的重要史料。

第二类：私家著述。

这里所说的私家著述是指中国古代的一些科学家，以个人身份完成的科技著作。（中国古代有许多官员科学家，他们有些著作是官修著作，不在我们所说私家著述的范畴内，如前述之《元和郡县图志》等。）从保存档案遗存的角度讲，私家著述较之官修著作要少一些，因为官方有比较好的档案保管条件和制度，有比较多的档案积累。但私家科技著述也多来自与这些科学家平时的观察、记录密切相关，保存了他们平时积累的档案材料，如《天工开物》、《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等。我们以《徐霞客游记》为例：古代文人知识分子喜欢“行千里路”，并将自己所闻所见记载下来，形成特殊的旅游记录档案，《徐霞客游记》就是日记体的中国地理记录集。明末徐弘祖经30多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是他个人形成的旅游记录档案的间接遗存。

丁海斌  蔡劲蓉

【摘要】：中国古代较早就形成了水文档案，并开展了保管与利用工作。这些古代水文档案以直接与间接两种基本方式遗存下来。其中，直接遗存包括：汇编类、题刻碑文类、水文地图类、奏折类等；间接遗存主要通过著作、官史、志书等实现。这些古代水文档案遗存，具有研究古代水文历史、建设当代水利工程、繁荣中华文化等重要作用，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软实力。

【关键词】： 中国古代 水文档案  直接遗存  间接遗存  科学文化价值

水的元素成分是氧，作用如同人体的血液不可缺少。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生存方式主要还是“人努力天帮忙”，而水就是上天对人类最好的恩赐，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古人为了生存，既离不开河流湖泊，又饱受水患之害。先人始自“择丘陵而处之”[①]躲避洪水灾害，进而修筑堤埂，积极抵御、疏导洪水。同时，先人们在同水患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水文观测经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水文档案资料。这些贵的历史水文档案资料在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  中国古代水文档案的起源、形成与管理

中国水文档案源远流长、成因复杂、管理相对松散，现本着古为今用、他为我用、重在实用的原则，对其整个过程、环节进行归纳、总结、探索如下：

（一）中国古代水文档案的起源

中国古代最早的水文档案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许慎《说文解字序》说[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结绳这种实物“文书”的广泛使用，从国内外的记载和现存原始部落中的实物看，是可信的。郑玄《周易注》[③]说上古“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实际上，古人结绳的内容可能要复杂得多，复杂到足以用来管理当时较为简单的政务。而在中国古人的近水关系而论，以结绳记载水文方面的内容是可能的。

结绳只是一种助记方式，还不能说它就是一种正式的记录。而人类最早的水文记录应源于契刻和图画，特别是以石头为载体的刻画。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上古人常把所观察到的和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所居住洞穴的石壁上。久而久之，当人们习惯了这种图画之后，就不再画得那么复杂、细致，只用几根线条勾勒个大概轮廓，把原来画的复杂图画，简化成一定的图案符号。这样，图画就逐渐脱离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变为事物的一般意向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于是就形成了原始的图画文字或称图形文字。水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在人类的刻画时代就出现水文方面的记录就不足为奇了。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新石器时代，相关的契刻和图画主要有陶器刻符和岩画。

中国远古时期还发明了特有的记号体系——八卦和河图洛书。八卦的基本内容中就包含了水文方面的内容；河图洛书也包含了相关内容。它们都是早于文字出现于我国的记录符号。

从现有资料看，较早记载水体类别名称等水文内容且具有相当数量遗存的是甲骨档案。殷墟甲骨中关于“雨”的记载相当多，约占全部甲骨文的五分之一。这说明当时已非常注意对降雨的观察和研究。可见，目前所见的甲骨水文档案应该称得上是最早的内容成型、初具规模、保管有序的水文档案。

（二）中国古代水文档案的形成与管理

1．中国古代水文档案的形成

由于水是人生存必不可少的元素，因而自古以来人们（特别是官方）就对其比较关注，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水文档案，其内容大部分与水利工程和洪涝灾害有关，就陆地水文而言，黄河、长江是中国两个最大的水系。并且，这两大水域古代文明又很发达。因此，围绕着这两大水系形成了大量的水文档案。现就此来探讨中国古代水文档案的形成。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一些诸侯国，大概是为了卜占吉祥，就注意了对黄河异常现象的观察，由此形成了记载黄河含沙量突增现象的档案材料。古本《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四年（公元前368年），河水赤于龙门三日。” [④]就是指含沙量激增的现象。汉代也此进行了这方面的观测。据《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时已测得“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和黄河“一石水而六斗泥”的含沙量[⑤]。在清代仅与黄河有关的档案就达23000余件，数量巨大。

中国古代陆地水文档案中，长江流域关于洪旱水位的碑文档案，数量之众、内容之详都是历史罕见的。战国时期的李冰就在都江堰设立了石人，作为测量水位变化的固定水尺。北宋时期又在都江堰设立了有刻画标记可以读出具体数据的水则尺，用来观测、记录水位变化。[⑥]这种水则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宋代已有了相当精确的、直接为农田水利服务的水位观测站及其记录了。据中国水文考古工作者调查，唐宋以来形成的分布在长江干、支流的洪水题刻有近1000处。枯水水位的题记也很多，仅在长江宜昌至重庆段就有11段，题刻362处。这些题刻记录了长江水文变化的规律。

还有关于江河治理硃批奏摺这类特殊水文档案的形成，主要源于历朝历代统治者对水情高度重视，每到汛期相关硃批奏摺频繁传递于皇宫内外，数量颇丰，尤以清朝居多，后人将其汇编成书。

纵观水文档案的形成，既反映了中国水情的变化，又折射了中国古代文明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

2.中国古代水文档案的形成与管理主体

在中国古代，水文档案的形成者即是其管理者（其形成者分为官方和民间，因民间部分较零散，资料稀缺，本文暂只探析官方部分），所以考察古代水官的起源和沿革就能从中了解水文档案的管理。中国古代官制中，水官的设立应是最早的，它源于管水或治水的部落领袖。战国时管仲提出了水行政部门职能的概念以及设官置署的构想。先秦以后水行政管理机关在中央和地方官制中一直都有设置，机构和职能也逐步完善。

夏商及春秋时，由于防洪、供水等公益事业和公用工程管理的需求而产生了行使专门职责的官吏，同时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又赋予官与神一体发号施令的权力。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天下各官分别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或金木水土各官，管理粮农、户籍、税赋、兵制、刑法等，其中冬官为水官。这就是水正为官、玄冥为神的水管理的职官起源。

春秋战国时水官之属有川师、川衡、水虞、泽虞等，都是执掌水资源和水产的水官。如水虞和渔师是征收水税。到了东汉，出现了专业机构形态的三公制，同时水行政机构及其属官也出现了，这无疑是历代水官设置的一次飞跃，使其走上了专业化轨道。以后，各朝都是在沿袭前朝体制的基础上结合本朝实际对水官的设置稍作调整。

二、    中国古代水文档案直接遗存

水文档案直接遗存是指古人对水位、水质、水温、流量、水情、地下水位、降水、蒸发等进行观测形成的原始观测记录或对原始记录汇编成的各种一次历史文献，它们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是未经过人为更改和伪造的，因此其价值弥足珍贵。现幸存的水文档案直接遗存形式主要有汇编、碑文、图文、硃批奏摺等，现按类介绍如下：

（一）汇编类水文档案直接遗存

虽然水文档案与农业水利、洪涝灾害等有关，统治者比较重视。但中国古代的官方水文档案常与其他档案混杂在一起，不够系统、明晰，因而能够流传下来的各类水文档案并不多，而其汇编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其内容主要与治河、航运有关，主要包括先秦的《尚书》、明代的《筹海图编》、《两河经略》；清朝的《行水金鉴》及其续编等等。

（二）题刻碑文类直接遗存

古代观测江河水位的形式和方法，较多的是在江岸、河中的岩石上题刻标记，记载多年一遇的洪水或枯水水位。

据中国水文考古工作者调查，唐宋以来形成的分布在长江干、支流的洪水题刻有近1000处，以明清时期居多。长江上游忠县两处题记，被鉴定为现存最早的洪水题记。其一为“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六月十七日，水此。”[⑦]当时，对于同一洪水，往往有多处题刻标明其水位，如1788年的一次大洪水，仅上游就有19处题刻，说明当时对洪水水位的观测已相当普遍。

题刻长江枯水水位的题记也很多。这种记载枯水水位的题刻群，仅在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段就有11段，题刻362处。其记录方式包括文字注记和石鱼题刻。尤以江津莲花石、重庆丰年碑、涪陵白鹤粱、云阳龙脊石、奉节记水碑等最重要。

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一些其它碑文题刻，如《黄河图说》碑、《海潮论》碑和苏州立水则碑等。

   （三）水文地图类直接遗存

中国古代导航所用的水路簿、针经和海图,均尽可能地详载航线上可用于导航的地貌:山形、水势、岛屿、暗礁、港湾和海底泥等。这些水文地图档案在水文档案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地图一般分为绢质和纸质，大都色彩鲜艳，手法细致。例如保存至今的明代著名学者郑若曾《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登莱辽海图》，《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海运全图》,茅元仪《武备志》中的《海防图》和《郑和航海图》等。其中，记载海洋地貌最为详尽的是《郑和航海图》，该图是中国传统绘图方法绘制海图的高峰，较正确地绘有中外岛屿846个，并分出岛、屿、沙、浅、石塘、港、礁、硖、石、门、洲等11种地貌类型。这些图在当时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那些经过时间的洗礼，能够留存下来就更是弥足珍贵了。其主要包括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西湖图、万里海防图、《江南经略》中的江防图和湖防图、河防－览图、郑和航海图、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乾坤一统海防全图、福建沿海图、黄河图、京杭运河全图、浙江省全海图说、福建沿海图、九江附近长江大观、长淮全图、扬子江流图、太湖图、长江水利闸口形势全图、广东水师海防驻军图等，另外还有不少汇编类地图，乃后人根据其需求整理而成，大都是图文并茂，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海域和海防等都有着重要作用。

（四）奏折类直接遗存

在水文档案中奏折类形态的遗存也不可忽视。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帝王对水的治理和利用都是相当重视的，尤其每到洪水泛滥之季，关于此类的硃批奏摺络绎不绝传递于宫廷内外，由于其数量较大，后人将其汇编成书，以清朝居多，如据《清乾隆奏摺》载：“五月十八、十九等日，辰沅山水骤下，武陵城外长堤正当其冲以致堤口溃漫，该县城乡房屋多有坍塌，人口亦有淹毙。武陵、桃源……等县被灾较重，抚恤一月。沅陵、泸溪二县情形也重，应须抚恤及借给籽种。……”在这类奏折大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并已按类汇编成册。

三、中国古代水文档案间接遗存

间接遗存相对于直接遗存而言，它多是散存于各类官史、地方志和私著中，尤以地方志中居多，私著中也有不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一）著作类水文档案间接遗存

水文档案间接遗存大都体现在各类著作中，有的是水文方面的专著，还有的是分散在其它各种古著中，这些著作在写作过程中大都是根据作者实际勘测或他人实地考察的原始一手资料完成，其中不少辑录了有关水文水利工程的奏折、诏敕等，比较著名的有明代潘季驯所著的《河防一览》，其书中卷七至卷十二辑录了他200多道治河奏疏中的精萃41道，是他四次主持治河过程中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的原始记录；再如明末张国维所纂《吴中水利全书》中也辑有许多历代治理吴中水利的诏敕、奏章、状疏、案牍等等。另外，由于不少专著图文并茂，其所附水文地图大都是作者根据实际情况亲笔所绘，当然是原始的一手资料，因而不可否认这些著作继承了古代水文档案原件的精髓。

（二）官史、志书等中的水文档案间接遗存

在中国，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而史志源于档案，所以，其中间接地记录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水文档案资料。《春秋》已有了关于大水、大旱、暴雨等水文现象的记载。《二十四史》中的《五行志》、《本纪》，数千种地方志及其他文献中记载的2000多年来的水文方面的内容不下数十万条。

各地的《地方志》中记载了本地大量的水文信息，一般记录在水利志内。其内容主要是指对水文的观测、管理、利用。其作用主要是向朝廷报告当地的水文情况及满足本地自身防汛抗灾、修筑利用的需要，如《浙江通志·水利志》（清代李卫、嵇曾筠等撰），通志全书二百八十卷，第五十二至六十一卷为水利志，首记全省水道，次记各州府河湖堤防及其它有关水利事项，部分内容为长江流域事。《水利志》共十卷。成书于清代光绪二十五年。由于各地地方志中水文信息虽内容有异，但形式相近，本文也就无需一一罗列了。

四、        中国古代水文档案遗存的科技文化价值与作用

水文档案是历史的记录, 作为国家的宝贵财富,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中, 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作用, 是水利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借助水文档案, 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见未来。它不仅是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管理、运行、改建、扩建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而且在工程建成后的运行、管理工作中, 也是不可缺少的依据和条件。因此, 水文档案在开发治理江河、洪涝灾害及地方上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实现人类理想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

1.     水文档案在防汛抗灾中的作用

（1）水文档案是洪水预报的重要依据

面对严重的洪涝灾害，做好水文档案的整理，强化洪水预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洪水预报就是在分析以往洪涝灾害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对自然界未来情况的变化进行预报。其主要资料来源于长期的观测、整理、计算出来的有关水文、气象档案。水文档案的准确性、长期性、广泛性直接影响预报结果的科学性。

水文系统是利用水文档案的大户，尤其是每年六至九月防汛期间, 就需要查阅历年的水文测验设施、水毁情况、工程勘察、设计等水文历史档案资料。使水文档案为防汛水文测报工作中的领导指挥、决策发挥重要作用。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己岁）洪水，《再续行水金鉴》载：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四川总督锡良奏报：“再七月以来，迭接叙州、泸州、重庆、南溪、江安、合江、江津、江北、长寿……等府厅州县电称：八、九、十一、十二等日，均因上游雨泽过甚，大江暴涨，滨河城市，田庐多遭漫溢，冲毁无算。”[⑧]等档案记录，为这些地区的防汛预报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为战胜洪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水文档案在水利工程中的作用

防汛工作是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来实现的。工程措施是指通过兴建水库、河道、闸坝等水利工程来达到防洪、蓄水、减灾的目的。如北京官厅水库拦洪大坝近年来由于泥沙淤积已经达到总库容的三分之一，使得水库防洪标准降低，为此，水利工作者参照历年水文档案记载的最大洪水的雨型，重新计算最大洪水来量后，采取对上游实施小流域治理保土固沙提高植被覆盖率等措施，较大幅度的提高了防洪标准，为京城汛期防洪安全提供了更大的保证。

修建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曾提出要修建三峡工程，伟人毛泽东也为此写下高峡出平湖的壮丽诗篇，经过数百万劳动者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三峡大坝横空出世，创多项世界之最，现已全面建成。三峡工程的建设无论是论证阶段、建设阶段还是发电阶段都离不开对历代水文档案的参考利用，三峡工程中水文档案发挥的功效是无可比拟的。

（3）水文档案在抗旱中的作用

为了解决水资源紧缺、旱灾频发、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水问题，需要对水文基本数据进行科学研究。通过对我国历年来的降雨量次、水库水情、河道水情、地下水的分析得出，我国基本上是南涝北旱、东雨西干。为此国家决定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在工程建设前对工程项目进行了反复认证，关键是对饮水地、流经、使用地历年的水文水貌、地下水源、河床地质、旱涝状况等进行档案查阅、实地勘察、综合分析，充分发挥水文档案在此工程建设中的作用。

2.     水文档案在治理江河中的作用

黄河的治理，一直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其中黄河河源问题尤为突出，元至正十七年(1280年)，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其后历代曾多次派人进行河源调查，形成了宝贵的黄河河源调查档案。中国古代有关黄河的水文档案数量较多，光清代与黄河有关的档案就达23000件，数量较大。现存关于黄河的档案中，经过选印、汇总、编辑和研究后，已经在治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年8月，淮河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后，黄河水利委员会规划设计院水文组充分利用清代水文档案，结合沿河古代遗物，从地层学的途径论证了清代道光年间的洪水是唐代末年以来最大的洪水，查清了这次水患的确切时间、最大流量、洪水来源、分布地区以及洪水重现期等重大关键问题，获得了国家科研成果奖，成为水文档案利用的一个范例。

3.     水文档案在处理历史问题中的作用

此处所提历史问题主要是指我国疆界的确定、古城古貌的原址定位以及江河海岸的变化测定。

（1）关于疆界的确定

历朝历代关于内外领土疆界的纷争从未停止，如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据史籍记载，钓鱼岛1373年由一位名叫杨载的人所发现。早在15世纪初，明朝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有关于钓鱼岛列岛的记载，首度出现“钓鱼屿”一词，这比日本声称的琉球人古贺辰四郎1884年发现钓鱼岛要早400多年。如现今所存的水文档案中，明朝大臣胡宗宪，在所编绘的军事地图《万里海防图》中，钓鱼岛群岛已列于其中，这表明钓鱼岛当时已在中国明朝政府的管辖之下，为中国的领土。

（2）古城古貌的原址定位

中国的古城故址历经灾害的冲击和岁月的洗礼，有的早已面貌全非、踪迹全无，很难确定这类文物古迹的具体地点、面积规模，如何从流逝的岁月中挖掘出这些珍贵的文物地址，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依靠水文档案资料，靠这些记载内容和所附地图对存在疑惑的地址加以甄别鉴定。如吴壮达教授利用《水经·水注》关于“水泿陵”的记载，解决了广州前身古番禺城的城址问题。

（3）江河湖海岸址变迁的测定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地壳运动使陆地江洋不断变迁，茫茫东海很可能原是巍巍群山，水中鱼虾的天地也可能成为牛羊的草场，水陆变迁影响着自然环境、矿产储藏，为了掌握变迁的规律，探明矿区的水文地质，就需要利用水文档案提供的地情地貌、水情水况、水流水质，确定原少雨区或丰雨区所影响的江河海岸的消涨变迁。如青海省的青海湖解放初期面积达一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由于草场过度开发、全球气候变暖、湖区雨雪逐减等原因，现已缩小为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但据相关水文资料记载，并经实地勘测，该湖原面积应为二千多平方公里，有关部门现正在根据水文档案资料提供的历史数据总结面积缩小的各类原因，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原因，逐步恢复青海湖的原面积。

4.     水文档案对繁荣文化的作用

水文档案记录着各地的人情风俗、人文典故、社会变迁，其写作形成、收集整理等无不与文化相连。可以说，水文档案越丰富，档案事业越发展，由此形成的档案文化一定更繁荣，也必然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如盖山林先生根据《水经·河水注》中郦道元的目击记载，在内蒙古阴山一带查勘了绵延二万一千平方公里的古代岩画，这些岩画的第一个发现者就是郦道元。

水文地图档案在水文档案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地图一般分为绢质和纸质，大都色彩鲜艳，手法细致，具有一定的绘画功底，对现代的绘画艺术有着借鉴作用，能更好的促进中国绘画艺术的提升，也能使中国的绘画艺术与西洋绘画相比，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

水文碑刻档案的主要所在地系长江流域，其文字碑文、石鱼类图像雕像，数量、种类都不少，特别是白鹤梁题刻多出自历代文人墨客之手，除有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的题刻外，还有不少名人的诗文、题记。这些题刻档案，篆、隶、行、楷书皆备；颜、柳、苏、黄体俱全。此外，也有少数民族文字和雕刻精巧、栩栩如生的石鱼。白鹤梁题刻素有“水下碑林”之称，既有科学历史价值，为历代专家学者珍视，又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不少为上乘之作，对长江流域的文化兴起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此外，各种涉及古代社会的文学创作，也需借鉴水文档案，否则，水地颠倒，指鹿为马，不免贻笑大方。

丁海斌

奥林匹克是什么？是世界体育大会。也就是说，它是体育的，也是世界的。体育是载体，“一个世界”才是真正的宗旨。古希腊人是这样想的，顾拜旦先生是这样想的，北京是这样想的，世界上所有有良知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吗？不是。它是由200多个贫富差异巨大、意识形态多样、历史文化迥异的国家组成的。

这倒让我想起了在公元前776年前开始的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约3000年前的希腊，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散布在地中海地区的数百个希腊城邦不可能做到任何真实的统一。这些希腊城邦的政体在性质上差异很大，每个城邦都有着自己的政府，各城邦被群山和海湾割裂为河谷众多的国家，许多城邦在岛上或分散在辽远的海岸上，相互交通困难，它们之间处于“继续不断的和无法挽回的割据状态”（乔·韦尔斯语）。而且，每个城邦都在几个人或几百个人的掌握之中。“对于这些人来说，城邦间的分离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统一不符合这些人的利益。只有外来的武力征服才能统一这些希腊人。事实上，直到希腊被征服以前，他们从来没有实现过政治上的统一。

然而，从来没有实现政治统一的希腊城邦在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实现了文化的统一，甚至战争有时也无法打断这种统一。这是一种光荣的传统，它延续了一千多年。它是一种标志，标志着那种超越城邦狭隘政治的共同希腊生活（泛希腊的）的意识和形式。

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两个重要的社会基础，是这两个社会基础战胜了仇恨、战争、政治分裂、经济剥削等等。这两个基础是：

第一，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价值同一性。只要是人（一种区别于普通动物的高级动物），他们就会具有人的同类意识或称类的同一性意识。正如一个不向“敌人”开枪的战士，在接受军事法庭审批时说的：“我看到的只有人”。人与人，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相聚、相悦、相爱的需求，尽管其反面同样存在。

第二，政治割据的希腊城邦在文化上是统一的。在所有希腊人之间始终有某种统一的传统，这种传统基于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基于共有的英雄史诗，基于城邦的海上位置而形成的不断交往，也基于他们还有某些具有统一性质的宗教的结合。

这种人类价值的同一性和希腊城邦文化的某些同一性，集中表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行上。奥林匹克让人们忘记了战争、仇恨等等，人人兴高采烈，到处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到处充斥着力量的美、身体的美、文化的美。只有此时此刻，大希腊的共同生活才会实现。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仍以人类同一性价值为基础。顾拜旦在《奥林匹克宣言》中提到19世纪末英国体育运动时说道，“他们很有远见，哲学光芒环绕着他们：对希腊的回忆，对斯多葛派(公元前四世纪在雅典创立的一个学派，注重伦理德行、理性，遵守自然法则，主张人类平等、世界主义等等。)传统的尊重，以及田径运动可以为现代人类带来益处的这种清晰理念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顾拜旦并说道：这是“普遍意义的体育哲学，特别是我们联盟的哲学”。“奥运会就是一个将所有人集合到一起，增进所有人的友谊，并让所有人分享荣耀和一切的盛会，这点从来也没有改变过。”（姚明语）这种人类同一性价值在当今社会快捷、便利的交通和信息流通条件下，得到了更多程度的发挥，并促进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建立在世界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上的，并成为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一种标志。

除此之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文化基础却与古希腊完全不同，它不是建立在文化同一性的基础之上的，也不是建立在政治同一性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人类处于世界一体化进程之中，但政治的文化的差异仍然是巨大的，各种社会矛盾仍然是复杂的（甚至是更为复杂的），人类间特别是民族间的排斥、误解甚至仇恨，还比比皆是。这就使主格调之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之际，我们看到、听到了种种不和谐的杂音。这也不可避免：尽管我们早已有了文字和教育，我们也有了较发达的科学和文化，尽管我们早已宣称进入了文明社会。我们甚至早已可以驯服野兽为我们服务。但我们还是发现我们仍然踉踉跄跄、磕磕绊绊地向着文明走去，行程中仍然充满了艰辛。那些被我们驯服的野兽在乖巧地为我们服务着，但我们自己乖巧吗？有修养吗？我们自己驯服和教养我们自己！

奥林匹克，让我们共同印证“同一个世界”。

为什么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简述如何解决

“长久有效地维护电子文件的档案属性”问题

丁海斌

    刚刚在网上看了胡鸿杰教授的文章——“电子文件的研究视角”。胡兄之文确实精彩，有眼光，有见地，好文章、好文章。但文章中引自傅荣校、叶建英：《我们能理解与解决电子文件管理问题吗？》（《浙江档案》2006年第8期）一文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即“首先是技术问题。目前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从管理环节上考虑，还是从管理载体上测量，都无法真正保证“长久有效地维护电子文件的档案属性”。而“双套制”中的“另外一套”则已经被历史和科学证明可以“长久有效地维护文件的档案属性”。与其让人们投入巨大的成本去研究“如何长久有效地维护电子文件的档案属性”，倒不如将电子文件转化为纸制文件更加能够“长久有效地维护”它所对应的“电子文件的档案属性”。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双套制”的存在并不影响电子文件的传输和有效利用。”

    我反对这一点不是针对胡兄个人的，因为这种观点这当今档案界属于多数派，即有许多许多人是这样认为的。这也是我以专文而不是以论坛回复的形式表达我的观点的原因。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本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不论是逻辑（软件）上，还是物理（载体）上，将电子文档变成“不可逆的只读方式”都不是完全不能做到的问题。

    多年来，档案界纠缠于电子文件的“真实性”、“电子文件的档案属性”等问题上。文章之多，颇觉洛阳纸贵。但笔者实在是从未将这个问题当做一个问题，因为它“实在不是一个问题”。怎么不是一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不能把普通系统（如word系统）的文件可更改的特点看作电子文件的特点，严格地说，我们档案界研究的是正式文件，即：纳入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文件、档案。

    其次，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应具有“长久有效地维护电子文件的档案属性”的功能，这是必不可少的功能，实现这一功能的基本技术方法是将文档变成“不可逆的只读方式”。方法包括逻辑（软件）的和物理（载体）的。在我设计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中，这两点都是必备的。我这里简单地说一说逻辑（软件）的方式：在这个文件管理系统中，当文件完成了起草、审核等过程后，进行数字签名、盖章，同时，文件通过软件设定的功能，成为“不可逆的只读方式”。软件界有一句话：只要你想到的，我就可以做到。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想到了电子文件的“真实性”、“电子文件的档案属性”等问题，只要向技术人员提出“诉求”（以系统功能设计的方式表现）即可。

    第三，在以上情况下，即“电子文件的档案属性”可以比较方便地解决的情况下，“双套制”的存在必要性就应斟酌了。关于“双套制”，我一直只把它作为一种过渡方式。试想，如果我们永远实行“双套制”，那么，胡兄提倡的效率将何在？我曾受邀参观过华为集团，它们的全球数据中心实现了无纸化，根本不搞所谓的“双套制”，而搞的是双机热备份——即两个数据中心同时运行，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华为一年数百亿的营业额，他们当然非常关心安全问题，但他们为什么不搞“双套制”呢？

    实际上，有些问题不是技术上解决不了，是我们不知道。

    另外，将我在4月13日的一个题为《哲学家们说：我们永远不能了解我们自己》的评论录于此：

    说的很有道理。另外，我想说三点问题：

    第一，我不同意中国人研究电子文件没有自己的东西。只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而已，我们过多地关注别人的东西，对自己的东西反倒关注的较少，这也是正常的，谁让人家先进又相貌奇特、身材高大呢！过程总是需要的：实践、研究和应用都有一个过程。就历史而已，20年太短。
    第二，胡兄对“双套制”赞美是我不敢苟同的。我始终认为“双套制”是一种过渡性的做法。如果我们总是需要“双套制”为我们保驾护航，是不可想象的。胡兄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向是我钦佩的。胡兄有时间与愚弟一起到我国已经不实行“双套制”的单位逛一逛，我们再讨论一番。
    第三，关于技术和法律问题。文档学者不太可能同时是法律与技术专家，社会是有分工的，别人的事就让别人去做吧，不要抢别人的饭碗，也抢不来。重要的是相互“配合和了解”。我在辽宁电子出版社做业务主管时，对此深有体会。我和他们（技术专家）一起也能做出一些事情来，大家谁也缺不了谁。

丁海斌 刘维贵

内容摘要 中国自有文明史以来，皆设有专门人员或机构进行天象观测与研究，并形成了天文档案。它们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天文观测记录及据其所形成的星图星经等；二是历书档案。历代绵延不辍的天学机构既是天文档案的形成者又是主要管理者，其良好的保管制度和各朝天文史志的编研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天文档案遗存，它们可分为两大基本类型：直接遗存与间接遗存。由于它们异常珍贵，而具有极其重要的科技文化研究价值。

关键词 天文档案；直接遗存；间接遗存；科技文化价值

一、天文档案的起源、形成与管理

1．天文档案的起源

天文学是一门对观察记录具有很强依据性的学科，这些观测记录前后相因，不断积累，为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些积存起来的天象记录等，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文档案。早期的天文档案主要有两类：一是天文观测记录及据其所形成的星图等；二是历书档案。

天文观测活动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原始先人们对充满神秘且对人类生活关系巨大的天空必常仰望、观察之。一旦他们掌握了记录这些天象的工具，最初的天象记录就产生了。事实上，最早的图象记录的产生要早于文字的产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面有带芒的太阳、月牙和星星等。[①]其他遗址中也有此类发现。

自有文明史以来，皆设有专门人员或机构进行观测和研究，并由此而形成了天文档案。学者们根据现今所掌握的材料断言：“自有文字以后的天象均有记录”。[②]而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字。以此和大河村彩陶等出土图象等相对照，我们可以得出绪论：中国古代天文档案记录最迟出现于新石器时代。

历法档案的产生要晚于天象记录档案，因为历法是人们认识天象到达一定程度后的产物。据现有材料看，中国历法档案最迟产生于夏代，《夏小正》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依据。（在夏代之前，文献中就有有关历法的记载，但没有有力的证据加以证实）通常人们认为《夏小正》成书于战国，但通过历来考证，认为内存夏代的资料，与传说相符。作为一种物候历，它显然是早期历法的代表，同时它还记录了一些天象。

历法与农业生产关系甚密。而国家政权负有领导农业生产之职责，因此，制订和颁布历法就成为中央政府的一种职责。所颁布的历法原本要郑重地保存起来，这就形成了历法档案。关于历法档案的产生过程，历来都有较严密的制度，先秦更是这种制度的滥觞期。通过甲骨档案，我们可了解商代的历法档案。在我们现今所发现的甲骨档案中，有一片记载的是殷代的“月令”，内容是一月和二月的干支表，它应是整部殷年历的一部分，这部殷代历法档案的其他部分可能已散失。

2．古代天文档案的形成与管理

由于天文学与农业生产及古人的政治生活关系密切，因此，它极受先人重视。有史记载，历代皆设有专门人员或机构进行观测与研究，并由此而形成了天文档案。根据文献记载，从三皇五帝时期开始，就设有专掌天文之人员。远古之重、黎、羲和，春秋战国之甘德、石申夫，《周礼》记载中的保障氏、冯相氏等，皆是此类人员。他们长期观测、积累，常常形成大量的天文观测档案。如甘德与石申夫各自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大量的天文档案记录，各自著成《天文星占》八卷、《天文》八卷，合称《甘石星经》。据专家们研究，这部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所需的材料，应是数百年长期观测的档案记录之汇总，绝非少量短期记录所能胜任。[③]这一事实有力地证实了当时确有长期观测、记录、保存天文档案的工作。而《周礼》的记载，更是给我们提供了较详细的情况。

事实上，定期进行天文观测并加以记录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传统，即所谓“礼”。如《左转》载：“僖公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今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以备故也”意思是：僖公五年春季的第一个月（十二月）辛亥日（即这个月的第一天），太阳达到最南点。鲁僖公下令在宗庙中宣告新月即将出现后，便登观象台去观察日影，而天文观们则按照惯例作下记录。在每个分日和每个至日，在春夏秋冬开始的时节，都必须记录下云雾的样子，以便对即将到来的变化作出预测和准备。

从中国古代天文机构的演变中可以看出，虽然古代天文机构名称繁多，隶属不一，职能屡有变动，但基本上没有跨出观测天象、编制历法及进行星占活动的范围之外，因此很好地保持着三千年一脉相承的传统。古代天文档案的形成与管理跟天文机构的职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以唐代为例，便可知中国古代天文档案形成与管理之大概。

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的天文机构趋于完善，天文观测、历法档案的形成与管理也更为专门化。唐设司天台（或称太史局等），专掌天文星历之事，成为独立的国家天文气象机关。司天台除设有监、少监、丞、主簿等外，主要有正、副正、保章正、监候、司历、灵台郎、挈壶正、司辰等。这些官员于乾元元年（758年）都加上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等五官为名。五官正各一人，副正各一人，掌四时及其四方变异，为特殊星象记录档案之形成者，其记录或预测文件要上奏，存于宫廷秘阁。五官保章正各二人，五官监候各三人，五官司历各三人，掌历法及测影，为历法档案的形成者。历法文件亦要上奏，正本存于内廷。五官灵台郎掌观测天文变化，为观测记录档案之形成者。

此外，司天台的部分天文档案亦要报送史馆，以供修史之用，报送材料包括“天文祥异”[④]和气象材料等。《旧唐书·职官志》载：司天台“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予焉。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总录，封送史馆。”因此，史馆亦存有天文档案。

二、中国古代天文档案直接遗存

所谓古代天文档案直接遗存是指以天文档案原件或原件汇编形式遗留下来的古代天文档案材料。

（一）以原件形式遗留下来的中国古代天文档案

1．出土的天文档案

出土文物中有一部分是珍贵的天文档案。它们大都散存于其他出土文物之中，存有数量不一，而致使难于精确统计。这些出土的天文档案能够被保存下来并为今人破土重现，实属不易，因而给我们了解与研究古代天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例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当初是作为墓主陪葬品被深埋于地下的，而一旦重见天日，则为研究先秦时期行星运动知识和行星占学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敦煌卷子是保存中国古代文献的宝库，其中有不少与天文档案有关，著名的《敦煌星图》就是一例。至于殷墟甲骨文中的天文记载，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久远的天文档案。

出土文物从埋下到被发掘出来为止，中间人为的因素已降到极小，所以出土文物中的天文档案是研究古代中国天学的可靠资料。

2．档案馆中保存的古代天文档案原件

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天文档案可分二部分：一是钦天监的档案，只有九卷共35件；二是钦天监进呈皇帝的题本，约有2381多件，这些向皇帝报告天文气象和进时宪书题本，当时藏在内阁大库，以后一直留存至今。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时宪书 俗称“历书”。每年二月初一日，钦天监以来岁时宪书式本进呈皇帝阅览。皇帝阅准后便印制正式历书。于“孟冬之朔”将来年时宪书进呈皇帝：其中善录满、汉御览《时宪书》各一本，刷印满、汉、蒙古字《时宪书》各一本，满、汉字《七政时宪书》各一本，都是黄绫封面。同时进皇太后、太后刷印满、汉、蒙古字《时宪书》各一本，刷印满、汉字《七政时宪书》各一本。然后颁发给亲王、贝勒、文武各臣。颁给亲王的《时宪书》，用红绫面，颁给大臣《时宪书》用黄纸面。十月初一日，王公大臣俱穿朝服在午门外行礼跪领。现存清代时宪书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余本。

观测天文气象的文书 凡元日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交节之时验风、验雷，三日后具题报告皇帝，并附此一时期的天象图（文图俱满汉文合璧），这方面的题本较多。钦天监观测日、月食的题本也很多，主要记载有：钦天监某臣遵御制《数理精蕴》等历算书籍推演得某日、某时，京师以及各地的日、月食初亏时分、食甚、复原时刻，还有应采取的救护措施等内容。这些有关观测天文气象的文书大约有2100余件。

选择时候和占卜方面的文书 清代凡遇有应行典礼，考其宜忌，都由钦天监选择时候。凡修建坛庙、山陵、宫殿、城垣等重大工程，也要由钦天监选择时日开工，结果形成了大量的选择时候的文书。

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外，其他省、市档案馆中也收藏有少量的天文档案。如：内蒙古自治区王子旗档案馆保存的四王子旗历史档案联合全宗（全宗号——11）：该全宗主要是历书；云南省江城县档案馆保存的彝文档案汇集（档案号——1）：记载了该县的天文、历法、药书等文书；等。

（二）古代天文档案汇编

在前面介绍中国古代天文档案的直接遗存中，清以前主要是出土的天文档案。但这些出土的天文档案数量与当时实际形成的天文档案数量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清以前的中国古代天文记录主要是以什么方式留存下来的呢？是档案汇编。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常常有意识地将天文档案中的天文观测记录、星表等汇编成册，保存下来。这种直接遗存具有条理化的优势，并能够广泛地传播开来。

古代著名的天文档案汇编有：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天文图像档案汇编《天文气象杂占》帛书；集唐以前古天文星占记录之大全的《开元占经》等。古代天文档案汇编在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遗存中占有重要比例，远不止以上所举各例。而今人针对古代天文档案所做的汇编工作也不落后于古人，其著名的天文档案汇编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合编的《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1997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1988年）；《我国古代航海天文资料汇编》（1977年）等。

三、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间接遗存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天文资料，受到各国天文学家的注意。就文献数量来说，天文学可与数学并列，仅次于农学和医学，是构成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之一。

中国古代对天象的原始观测记录除了以上所述之直接遗存外，还有经过改编和加工的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作为中国古代天文档案的间接遗存，得到了较为系统的保存。现今所见的古代天文档案间接遗存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

1．由官方编纂的官史中间接保存的古代天文档案资料

由官方进行系统保存而留存至今的天学文献占了天文档案间接遗存的大部分。这部分文献首推“天学三志”，即历代官史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其中“天文志”记载当朝主要天象变化及对应的占辞和事验，“律历志”则记载了该朝几部主要历法的原理和基本数据。现在关于古代的历法资料和大部分天象记录主要求之于“天学三志”。另外，一些古代官方修定的大型类书中也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天学资料。如：唐初编撰的《艺文类聚》，以“天”部为第一，其“岁时”、“符命”、“祥瑞”和“灾异”各部也与天学有关。宋代王应麟辑《玉海》分为二十一门，以“天文”、“律历”开头。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分六编三十二典，第一“历象编”又分为“乾象、岁功、庶征、历法”四典。

2．地方志中间接保存的古代天文档案资料

地方志是记述特定区域特定时空内一个方面或各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简称方志。方，地方，方域；志，记也；“永志不忘”、“日志”即取此意。

我国有2000多年的修志传统。正如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所说:“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存留下来的旧志约8000多种,比其他典籍留存的总和还要多。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不仅全面记述一地的现实状况而且全面记述一地的历史。胡乔木同志曾经讲过:地方志“涉及许多学科,从历史学、各种专门的史学、史料编纂学、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到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也可以作为人文地理学一部分)、社会统计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等”[⑤]。这就是说,地方志是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资料著述。地方志书包含有各种社会科学著作, 乃至自然科学著作所需的资料。也就是说，地方志资料不只对社会科学研究有重要作用,对自然科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就辑录了大量古代地方志中保存的有关太阳黑子、极光、陨石、日食、月食、月掩行星、彗星、流星、流星雨、新星和超新星等天象记录。这些记录散存于地方志的自然现象或灵异现象等之中，记录语言有较强的文学性，不够严谨科学，有的仅写一小段，有的仅存一句话。例如：有关太阳黑子的记录明太祖洪武元年自正月至十二月（1368.1.20～1369.2.6）“日中有黑子”[⑥]，有关极光的记录清世祖顺治五年十二月三十日（1648）“时一更，天垂白气如练，四布直披约数十余道，寒光下射，悸人心目。”[⑦]虽然地方志中保存的天象记录过于零散，记录内容不够详细和科学，但是由于它们数量巨大，记录范围又广，作为古代天文档案间接遗存客观上为我们全面研究古代天学提供了更多的科学史料。

3．私人著述间接保存的古代天文档案资料

由于天学在中国古代以帝王禁学的面目出现，所以古代中国的天学文献中私人著述占的比例较小。有一些天学文献虽然以个人名义撰写，但也是奉了皇帝之命，即所谓“奉敕修造”。唐代瞿昙悉达奉敕编修的《开元占经》就是这样一部合法的天学著作。但《开元占经》能留传后世也是出于一次非常偶然的机缘。在唐以后的官方书目中已不见《开元占经》之名，直到明万历丁巳年（1617年）程明哲为一尊古佛重塑金身时，在大佛腹中发现了这一百二十卷《开元占经》。这部重要的星占著作得以保存下来，可谓非常侥幸。另外古代文人的笔记小说中也包含不少天学资料。明朝中叶以后，天学开禁，民间天文学家的有关天学著作成了私人天学文献中的最多的一部分,据笔者统计，其重要者约有三十几位五百余卷册。

以上包括直接遗存与间接遗存的天文档案遗存从年代上来划分，各有重点，大致为:秦汉以前主要从出土文物中获得；汉至明朝主要靠官方系统保存，如官史等；晚明、清代主要以档案馆中的档案原件与私家著述为主。

总而言之，由于中国古代天学的官方垄断性，给天文档案保存带来两方面的影响。首先，由于官方大量物力、人力的投入，保证了天学研究、天象记录的连续性，从而使天文档案得以以各种形式大量保存。其次，也正是因为天学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是禁学，所以天文档案的保存渠道少而窄，缺少了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和流通，减少了被保存的机会。同时由于官方的集中保存，非常有可能由于战乱和火灾的原因而毁于一旦[⑧]。

四、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遗存的科技文化价值

1．遗存的凭证价值

明朝内阁大学士邱濬奏请建立皇史窚档案库时说：“经籍图书乃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应“立为案卷，永远存照”。[⑨]这里邱濬所说的“立为案卷，永远存照”的意思，就是保存档案，以作历史的凭证。

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遗存的科学文化价值，首先它是中国古代天学绵延几千年历史的真实凭证。因为天文档案不同于其他各种史料，它是当时当事者在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而并非嗣后为某种目的而撰写的著作或编制的材料。因此，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遗存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天学高度发达的历史，是中国悠久文明的可靠的科学证据。另外，从中国古代天文档案本身的形体上来看，无论是殷商的甲骨文或是竹木制作的简牍文书，抑或是敦煌文书，它们从埋下到被发掘出来为止，中间无人为的因素干扰，所以出土文物中的天文档案是研究古代中国天学的可靠资料。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天文档案是官方仅存的全面反映有清一代天文学活动的真实而系统的历史原件，其中不仅包括钦天监的原始观测记录“候簿”，而且还有大量钦天监进呈皇帝的题本。它们都有一定的格式，都盖有各执掌的印章和有关官员的签署。这些题奏都盖有皇帝的玉玺，有的还是皇帝亲笔书写的谕旨或亲自批阅的奏折。这些原始观测记录和题奏在处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历史标记，它确鉴无疑地说明了天文档案遗存的凭证价值。例如：清朝《时宪书》中记载了每年中的节气，全国各地日出日落的时刻，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相配，推算出吉凶趋避。还专门记载了天体中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运行对人的影响等，是专门记载天文历法的系统资料。

2．遗存的知识价值

天文档案不仅是历史的可靠凭证，而且是人们获取知识，促进历史进步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遗存中保存着中国古代各朝循循相因的天学机构对天象的持续、完整的记录。它是当时天学家们知识的结晶，文化的历史积淀。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以作为今天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借鉴。例如：我们从天文档案遗存中保留的大量天学史料可知，中国古代天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说明单单对中国古代历法或星占规则等作孤立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要正确了解天学在中国古代的地位，必须放眼于古代史籍所载的大量有科学社会学意义的天学史料（间接遗存中较多），这些史料同时也有助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古代知识系统的构成及其成长、运作等。

古代天文档案遗存中以下几方面具有科学社会学意义：

第一，天学机构的构成及其品级。

第二，天学与王权的关系。

第三，天学在古代中国文化各方面的特殊地位。

第四，天学家参与政治决策。

通过这些方面的天文档案遗存，可以发现古代中国天学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3．遗存的信息价值

天文档案遗存不仅存有大量的知识，而且还载有其他各种信息。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档案，记载有中国最早的干支紀日法。中国古代史籍《春秋·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的记载，是哈雷彗星回归的首次记录。中国古代盛唐时期，著名的“天竺三家”之一瞿昙悉达，其所撰之《开元占经》集唐以前各家星占学说之大成，成为中国古代星占学最重要、最完备的资料库。它保存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恒星观测资料，特别是甘、石、巫咸三家星表，并记载了中国有史以来至八世纪所有历法的若干数据。

《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全面地搜集考证了历代官史、明清实录、“十通”、地方志以及其他古籍中的天学观测记录，得到如下统计结果：

日食记录一千六百余项，

月食记录一千一百余项，

月掩行星记录二百余项，

新星及超新星记录一百余项，

彗星记录一千余项，

流星记录四千九百余项，

流星雨记录四百余项，

陨石记录三百余项，

太阳黑子记录二百七十余项，

极光记录三百余项，

其他天象记录二百余项。

以上这些天象记录信息之丰富和完备，在世界天文学遗产中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对现代天文学而言，这些宝贵的历史信息是我们今天有关科研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4．遗存的文物价值

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遗存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制作材质多种多样，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持续悠久，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天文档案遗存中的出土文物，每一件都是珍贵的天学文献。例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当初是作为墓主陪葬品被深埋于地下的，而一旦重见天日，则为研究先秦时期行星运动知识和行星星占学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敦煌卷子是保存中国古代文献的宝库，其中有不少与天文有关，著名的《敦煌星图》就是一例。至于殷墟甲骨文中的天文记载，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久远的天学档案。从这些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它们不仅保存了中国各历史时期重要的天学史料，而且因其制作材质不同，形态各异，具有很高的文物收藏价值。又如明清档案中保存的大量天文档案，它们的内容系统完整，有着规范整肃的外形，精美的装潢，优质的纸墨、朱砂书写材料，反映了当时的文书制度和科技文化用品的工艺水平。明清天文档案遗存是中国丰富文化遗产中一批宝贵的财富。这些古老天文档案的存在便是我们文明古国的一种象征。

虚拟、符号、历史

——关于档案虚拟的符号论解析(二)

丁海斌  刘维贵

一、档案符号虚拟的历史演进

在论述档案虚拟的历史演进时，我们所使用的虚拟概念，是指“规则文明或符号文明，是人类对各种规则的合成、选择及其演化。”根据人类使用的各种主要信息记录符号与记录方式，可将档案虚拟的演绎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非文献性符号虚拟、文字及其他单一再现符号虚拟、叠加的数字符号虚拟。下面就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是怎样进行符号虚拟的。

1.非文献性符号虚拟

当人类还没有文献性符号虚拟能力时，即人们面对面传递信息时，我们称之为示现时代。

示现时代使用的信息媒介是示现媒介，示现媒介主要指人类的口语，也包括表情、动作、眼神等非语言符号（即身体语言），它们是由人体的感官或器官本身来执行功能的媒介系统，没有任何物质工具参与信息的存储与传递过程。

人类虚拟始于人脑，人脑的一切功能：思维与记忆都是虚拟的。可以说，当人类大脑作为有机体发展出虚拟功能————具有超越客观现象的想象力、思维能力与记忆能力时，人类就产生了。虚拟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特征。

人得以作为“类”出现的外在标志是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而人之所以成为万物的“灵长”之内在标志则是学会了制造与使用符号（即使最初还不是文字，但也足以促进人类思维的产生与发展）。这些符号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还是记录的工具。

人会使用工具，一些动物也会使用简单的工具，而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别之一就在于制造与使用工具之前，人会出现一个假想的试验性过程。例如，一根木棍对于人来说，能起到怎样的工具作用，他不是拿来就用的，而是会在他的脑海里设想手拿着木棍，重现以前的劳动场景，是否可以借助它“担东西”、“打猎”等。然而在这些仅是“虚假的想象”的基础上，当他真的去实际操作时，木棍作为一种工具验证了先前“设想”的功用，进而又增强了他使用工具的信心，积累了使用工具的经验。正如马克思所比喻的，“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①]

当这种虚拟能力建立以后，人类开始了缓慢的长期的建立概念和运用概念的过程。这是人类虚拟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它建立的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也是虚拟化发展的基础。人类首先建立的是形象概念，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直观反映。但它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以它为基础的人类思维能力是很有限的。这一时期人类思维的外显符号是肢体语言，它是一种低级的符号形态。这些符号形态包括表情、动作、眼神等非语言符号（即身体语言），这些依赖于人体器官的非语言符号，我们称之为原始的感官符号。原始的感官符号与人类意识的产生密切相关，而人类意识是对自然物质世界的一种反映。在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列宁把物质表述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②]在这个言简意赅的定义中揭示了人类的感觉和意识是物质的复写、反映与摄影，那么，原始的感官符号就是这种“复写、反映、摄影”的直接结果并被大脑记录下来。它们包括视觉信号、听觉信号、语音信号（口语）以及嗅觉触觉所获得的最初的信息形态。[③]同时，这些信号又成为人类认识和理解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思维工具。原始的感官符号阶段正是人类意识的形成时期，也是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分化与对立的初始时期。

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人类开始逐步建立抽象化的概念形态，抽象概念与抽象思维——归纳、演绎等结合起来，使人的思维能力产生了飞跃。更重要的是，抽象概念使较为高级的抽象符号的创设成为可能。人类不能为每一棵树都造一个，但可以为所有的树造一个共同的符号，即类的符号。人类是以“类”为单位创造符号的，这种类的符号来源于抽象概念。于是，人类发明了最早的抽象类虚拟符号——口头语言——一种声音虚拟符号。

语言是在人类劳动和社会协作活动中产生的，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音韵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口语最早是用不同的声音为周围事物命名开始的，例如，我们把自己的同类称为“人”、把会飞的动物称为“鸟”等等。这种命名活动在早期可能是幼稚的，但它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原来混沌一片的世界在我们眼前变得清晰了，变得有条理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名称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进行归纳和分类，进行概念化，从中把握它们的性质和规律。它意味着语言的发展与人类对周围世界认识的深化相一致，它使人类的认识明晰化，并得以表达。德国著名释义学家伽达默尔认为：“无论我们用什么语言，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个更为扩大的方面，一种世界观。”[④]换句话说，人类驾驭了语言，也就拥有了一个低级动物所没有的丰富的“语义世界”。

在口语时代，口头语言所创造的“语义世界”是非固化的。它的记录与传播方式是从人体到人体。这种记录与传播方式具有即时性、狭窄性、不准确性，作为一种信息记录与传播工具，其对人类文明的记忆迭加功能比较弱，使人类文明的发展比较缓慢。将这个“语义世界”以某种体外化、形式化的东西固化起来，既能够用我们身体以外的东西反映出来，又能够固定在一定的载体上长久保存下来，是人类对信息技术更进一步的追求。严格地说，在人类未发明体外工具的时候，人类社会共同拥有的记忆是不存在的，那时所有的记忆都是个体的易逝的。

模仿是人类在这一阶段使用符号的最基本方式。这是一种低级的学习方式，但绝对不是简单的鹦鹉学舌。原始时期的人们会将劳动实践中有意义有价值的符号使用方法记住，在下次遇到同样或相似的情景时，会有意识地使用这种有效的符号。例如，在打猎的时候，A随意发出一种声音来呼唤B，而B恰好听到了A的声音并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那么在下一次遇到相同或相似的场景时，A会认为发出上次同样的声音，B会有效的回应；而B也会认为听到了同上次一样的声音，一定是A在召唤自己。这时，我们可以认为在A与B之间形成了有效的沟通方式。如果我们将这样一种行为放之于群体里来理解，那么我们的结论是群体成员之间形成了各自的语音信号识别能力和交流模式。当然，这一结论性认识是人类基于劳动所得，同时也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

2.文字及其他单一再现符号虚拟

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别之二在于符号的制造与使用。人在制造与使用符号的过程中进化着符号，也进化着自己。当人类在劳动中所积累的经验超出了人脑的记忆能力，已不能够通过口耳相传所承载与传播之时，结绳记事出现了，图画、图画文字、语音文字等刻契符号也相继出现了。最终，人类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可以固化我们的语言符号的文字符号，并用它来记录信息、辅助记忆。

我们在论述非文献性符号虚拟之际已经提到，声音语言是人类掌握的第一套完整的听觉符号体系，有了语言，人类的信息交流才彻底摆脱了动物传播状态而进入了一个自由的境界；文字是人类创造的第一套完整的视觉符号体系，有了文字，人类的信息活动实现了体外化的记录、保存和传播。文字是声音语言的再现和延伸，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它们并称为语言符号体系，它是人类传播的基本符号体系。

文字符号整体上优于原始的感官符号有二。第一，语言文字将人们感官所感觉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全部固定在特定的载体上，也就是我们现如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档案形态，比如：石刻、甲骨文、缣帛文书、纸质文书……。这使人类从劳动中所获得的经验知识能够被记录下来，并为后代所传承和使用。第二，语言文字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相对的“约定俗成”的含义，一个字一个词甚至一句话都不是被人们死记硬背下来的，而是在劳动实践中形成的“此时”含义。如果换了一个场景，它们的意义又将随之变化。因而自然语言文字所具有的“约定俗成”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表意的相对模糊性，这也使得语言文字能够适应当时人们实践的需要，随着发展而容纳更多的信息。

毫不夸张地说，语言文字促进了人的主观世界极大地进化，推动了人类走向自我独立发展的文明道路。如果说制造与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那么制造与使用文字符号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文字记录就没有文明”。（2007年丁海斌，根据学生课堂记录整理）

用一种体外工具记录“语义世界”，使之非个体化、固化、持久化，即可以以一种体外工具再现信息，这就是人类走出无档案时代的根本意义。正是文件与档案的诞生及其他文献陆续出现，我们才真正拥有了人类的群体性、恒久性记忆。

人类最初发明的信息再现技术工具是比较基本比较简单的，这些信息记录与传播技术工具具有很强的单一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单一再现技术工具时代。单一再现技术工具时代的信息记录与传播工具包括文字、印刷、摄影及其相关载体等。

以往我们在探讨文献虚拟问题时，把视野往往局限在数字时代。事实上，文献在其产生之初就是虚拟的，因为表达文献信息内容的符号体系是虚拟的，文献是人类虚拟化进程中的产物。但伴随着人类虚拟化进程的发展，文献虚拟化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并在提高虚拟化程度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着自己。

在单一再现时代，文献虚拟载体（信息载体）具有单一性，绘画、文字、摄影、电视模拟信号等直接地单一地用来表现文献信息内容，它们是单一层次的信息记录工具。这是一种初级的文献虚拟，它带来了时间、空间等等局限，打破这种局限，需要人类虚拟化的进一步的发展。

3.叠加的数字符号虚拟

恰如上面所说，近代人类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以纸质文本为标志的知识载体中。档案与图书等记录载体不仅装载了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所获得的几乎一切知识成果，而且使得从共享这些成果成为可能。不过，虽然纸质文本的广泛传播和普及克服了原始感官符号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但随着人类知识的迅速增长，人们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书写语言传统的出版和传播工具变得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人们要求信息的发送、获取和处理更加快速、便捷和有效，结果导致了以电报的发明为先导的一系列通信方式的变革，其中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便是我们正在亲身经历的这场以电子计算机、现代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相结合的信息革命。这场信息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人类虚拟化程度又提高了一大步。

从文献记录方式上来看，这场信息革命促成了文献从纸质向数字化电子化的形态转移，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电子文档（或称数字文档）。电子文档虚拟，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孕育出来的更高级的虚拟层次，也就是数字化虚拟，它是一种“狭义的虚拟”。

数字是一种符号，所以数字虚拟是一种符号